《行诉解释》第90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1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处理。

随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并提出全新纲领，1978年宪法可谓进入倒计时阶段，举国上下的思想状态逐渐活跃起来，并且事实上开始为一部更新的宪法做准备。参见谢次昌编译：《一年来日本宪法学的动向》，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3期，第7页。

其次，早期理论纷纷强调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真正的辩论主题就是党中央或最高行政机关的正式文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可谓极具中国特色。[43]在1993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建议修宪时又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做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41]郭道晖：《法律修改方略述评》，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6期，第22页。四、结语（一）宪法的稳定与宪法的权威回溯九三修宪之前的制度发展与理论脉络，一个印象至深之处就是对于宪法稳定性的普遍强调。八二宪法的第6条至第18条集中规定了经济制度，其中第15条的计划经济概念居于某种枢纽地位。

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1-151页。八二宪法第15条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决定》则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并且，虽然指令性计划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66]监管责任如何设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监管者的监管动机和行为表现。

[50]席月民：《依法调控经济的程序与责任保障》，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第209页。二是问责应当区分层次。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充分和开放的自由竞争，同时又要求市场主体履行一定的社会义务，避免权力和资本产生垄断效果，使综合效益最优化。[10]武增主编：《辉煌四十年：现行宪法发展与实施报告》，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86页。

[67]在民营经济监管中，监管机关之所以有时会采取强监管措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担心被外界指责、上级问责，担心背负监管不到位、监管失责、玩忽职守等过错，担心被严厉追责。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高度平衡的政治艺术，也是一种秉持理性主义、规范主义的法治理念。

就德国的经验来说，联邦宪法法院不太关注经济制度理论，而是持守基本权利的底线。经济活动容易滋生腐败，特别是在资源获取不平等、权力寻租等制度性因素影响下，对公职人员行贿成为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典型廉政风险。[7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选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民营经济对政策环境极其敏感。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任何人。市场主体也不能行使或者变相行使国家权力，使经济组织成为真正的企业，而不是挂着企业牌子的行政机关。此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附带性审查，也是一种审查监督的方式。[24]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40]李栩楠：《我国市场准认制度中的所有制歧视分析》，载《当代财经》2016年第4期，第18页。比如在融资时，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较国有企业显著偏高。

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义务性、强制性、惩戒性的法则，与权利性、鼓励性、督促性的法则，各有其功效，各有适用的必要。

二是调控内容要易于理解和接受。在出台政策文件时应当对其确定性和稳定性进行谨慎评估，在内容表达上要客观中肯，既避免误读，也给广大市场主体接受、理解和转化政策意图留有余地和空间。监管责任制应当体现客观、理性、妥当的要求，在理念上贯彻为担当者担当和权责明确划分的思维，在合理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51]此外，还要注意不同层级和地方的政府在执行政策的动力和程度上的差别。《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历史传统的规范表达，并非对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区别对待，更不能得出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短期存在的结论。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植根于中国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基础，充分理解、深度参与并善于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与政治优势。

健康的经济发展需要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善用发展式的调控应变式的调控[61]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力方式，营造宽松、积极的发展环境。[31]张军：《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166页。

[48]张玮：《振兴民营经济：从政策促进到立法保障——以地方民营经济促进政策为样本的分析实证》，载《科学·经济·社会》2015年第3期，第 132页。 摘要: 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具有构成性地位。

从《共同纲领》宣告的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等理念开始，尽管新中国宪法上的平等权主体和权利类型有所发展，但平等作为国家理念的朴素追求向来未变。经济学研究指出，在以金融压抑为特征的经济中，加强法治可能妨碍金融领域某些方面的发展，因为私人部门受到信贷歧视，而国有部门享有金融资源的特权。

如《民法典》第206条第3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宪法》第16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第17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强调公有制经济形式下的经营自主和经济活动自主，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宪法》第14条所要求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69]这表明，仅仅加强制度执行和问责，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理解能够得到《宪法》第33条第3款人权条款的支持。

丰富多样的经济观念、经济模式和经济行为是个人和社会创造力的基础，能够提升社会的自由度和发展高度。在不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构成消极影响的前提下，与经济相关的政府信息包括某些过程性信息应当更为充分地向社会公开，特别是向利益相关方释明。

实现民营经济平等发展，需要清晰界定产权，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权。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司法领域。

因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受侵犯，一切侵犯财产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3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竞争经济，市场准入必然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要求。

一是调控要遵循正当程序。行政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判断涉企政策应否调整的重要标准。第一，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既是民营企业正常发展的必需，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67]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1页。

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具有多样性。[70]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22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2年12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1期，第151页。

在责任设定和承担时，应当客观认识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与投资者、管理者及工作人员的实际关系，严格区分企业责任与经营参与者责任，区分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慎重对个人采取强监管措施，重视通过教育、引导、鼓励等正面方式涵养企业家精神。对此，我国法律做出了明确宣示。

[4]林光彬：《财局与政局——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1页。平等竞争既是形式意义上的开放共享，又在实质意义上允许给予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公开的合理扶持。